看八字学什么书(看八字需要用真太阳时吗)

( 程 佩 张其凡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 要: 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民国肇始，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期间，命理学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 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命理学进行多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虽然近百年来的命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继乏人、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

于是互联网和算命大师强强联手，与时俱进的在农历八字之外，加入了公历“太阳时”的概念，也就是地理坐标。

万物负阴而抱阳，纯之又纯的事物是没有的。只要我们平心静气下来，抱着谦和不苟求他人的态度。我们就能有大的收获。不管是加入太极队伍不久的新人，还是久负盛名的大家，都能从中吸取丰厚的营养。毕竟，《向拳而生》把我们带到一座宝山之中。能不能慧眼识玉，就看我们各人下的功夫了。

女命偏财透露，有浪漫不贞之嫌。

=2n-1=2*2-1=3=丙，故子时为丙子。有口诀依据日干直接建子，反正都秒推，无关优劣。

民法文献，从分类上说，有讲求知识体系化的教科书，以及专题研究著作与论文，也有理论导向与实务导向的文献。数量之多，浩若烟海，无论是谁，都无法遍检。所谓书目介绍，只能受制于介绍者的阅读经验以及文献可获取程度。在此前提下，所介绍的文献又局限于教科书，原因很简单，对于初学者而言，教科书是进入专业之门的唯一合适知识载体。当然，对于体系研究者来说，教科书也是唯一合适表达学科知识体系的载体。也就是说，教科书是知识体系的起点和终点。

如果法学是数学或者自然科学，那就比较简单，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写得最好的就行。数学和自然科学不会因为地域或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而不同，除了那个特定的年代，不会有数学与中国数学、物理与中国物理的差别，当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数学与社会主义数学的差别。

癸巳

　　其实说白了就是嫌弃他在山上当电灯泡，今天刚上飞机的时候，他可是看了老不死的朋友圈，发现这老逼灯，发了一张自拍照，照片中老逼灯正搂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俏寡妇满脸淫笑，还配了一行特别虚伪的文字：徒弟走了还真是有些想念！

近代以来，地球是圆的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给算命行业造成了巨大打击，地球是圆的那岂不是每个地方的星相都不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读书，尤其是初学者入门第一本教科书，一定要选择最好的书。最好的书能够提供最经得起检验的知识，也是进入知识领域的最佳路径。第一次阅读必然会成为后续学习的知识基础，初学者缺乏鉴别力，如果从阅读中获取的知识是错误的，轻则增加学习成本，重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迅奔，终于积重难返。《连城诀》里，好好的“唐诗剑法”被教成“躺尸剑法”，弟子平日里练功，看着像模像样，哪知越刻苦错得越离谱，等到临阵对敌，才发现章法全乱，自然免不了一败涂地。

当然，这也不是没好处，比如说，可以在第一时间甄别出哪些人不适合学民法，让这些人尽早弃暗投明，免得浪费彼此的表情和生命。

德国早期教科书都很难，上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德国许多法学家开始寻找简化易行之道。这也许跟纳粹上台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导致德国人整体智商水平下降有关。简化成果之一，就是写作出版基础教程或者概论教程。基础概论教程大大降低传统教科书的难度，也大多不遵循法典编排顺序，用基本概念与知识点打通总则分则。上面前三部书目都称得上是当代德国最好的基础概论教材。

近五十年来，请求权基础思维在德国影响越来越大，如今已成为主流。梅迪库斯是请求权基础思维的倡导者之一，他首版于1968年的《民法》，是以请求权基础为线索重构民法规范体系的经典之作。《请求权基础》是《民法》的简写版。王泽鉴教授的《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则是以台湾民法为梳理载体的请求权基础理论汉化版，也是汉语法学迄今唯一一部此类教科书。

《中国民法学》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陶希晋先生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套大型民法教科书，包括《民法总则》（佟柔主编）、《财产继承》（刘春茂主编）、《财产所有权》（杨振山主编）、《民法债权》（王家福主编）及《知识产权》（刘春茂主编）五卷（《财产所有权》卷未出版）。在这套书的总序中，陶先生代表编委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建议，这应该是《民法通则》之后首次较为正式的民法典编纂建议。从这套教科书各卷设置中，也可看到编委会关于民法典编制的态度。佟先生主编的《民法总则》代表新中国直到90年代的主流学说，那时候，苏联影响的印记还清晰可见。这部书首版于1990年，目前已绝版，2008年的“修订版”其实是重排版。

谢怀栻先生是在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接受的法律教育，台湾光复，作为派往台湾的第一批法官，签署了第一份判决书，两年后回到大陆，曾经担任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世纪50年代末，谢先生因为发表“不能用政策取代法律”的言论，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时代悲剧使然，谢先生一生没有体系化的教科书作品，这部《民法总则讲要》，是目前任职于浙大法学院的张谷教授从谢先生散见各处的作品中，按照民总的体例集合编成。

谢先生暮年才有机会出国，但他的英德俄日文均达到文献翻译的程度，学习德文的方法之一，是背诵德国民法典条文。中断研究二十余年，年届六旬重拾法学后，谢先生洞察之敏锐、判断之精准，学界仍然无出其右。这一方面说明谢先生天纵英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本科教育练就的功底有多扎实，再一方面，也量度了数十年间我们的民法进步程度。

回到教科书。张俊浩教授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于我有特殊意义。这部教科书首版于1991年，我是第一届使用的学生。那时候，我正处于对法学的极度困惑中，非常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没逻辑没智力含量的学科？极度困惑转化为对自己的极度怀疑之前，我遇到了这部教科书，从此，我迷上了民法。这部教科书、尤其是张俊浩教授执笔的总论部分，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民法的体系之美和思辨的乐趣，也看到学术表达与辞章文采的兼容。这些感受，至今仍在影响我的治学与教学风格。

《民法学原理》写作之时，年轻的作者们要求自己写出十年内不会被超越的教科书。在我看来，这部书出版的二十年里，都代表着大陆民法学教科书的最高水平。很可惜，这部教科书在2000年第三版后，就没有再修订更新过，这最后一版如今也已绝版。

梅先生是谢怀栻先生的大学老师和法律系主任。在《民法要义》的序言里，谢先生说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大学第二年分专业，各系主任无不极尽招揽之能事，唯有梅先生上台，告诫诸生选择本系须慎重，因为“只会英文是不够的，必须再学德文和日文。因此，法律系的课程较之其他各系的要繁重得多，因为法律系的学生要在三年内学好德文和日文。他说，不愿学或者怕学德文和日文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害怕课程繁重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那一年，全校近二百名学生中，有九名进入法律系，其中包括谢先生。另有一位姚瑞光先生，后来成为台湾“司法院”大法官。

从时代来看，史先生算是赶上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余绪，其写作风格，也确实带有潘德克顿法学的印记。也许可以说，史先生是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潘德克顿法学家。

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往德国公派留学生。王先生1964年获公派，算是最早的之一，先在海德堡大学，后转赴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王先生一直致力于德国法学范式的台湾化，几乎是一己之力推动台湾案例研究和教科书知识转型。王先生的案例研究结集八册，有“天龙八部”的美誉；教科书方面，王先生借鉴德国简明教科书的写法，用精心设计往往也是有趣的小案例串起基本知识点，加之笔端常含感情，让初学者感到生动亲切的同时，予以精神上的激励。

2．13 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 总则（第3版）》，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2元；

2．14 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全套八册386元。

上世纪末，米健教授主持“当代德国法学名著”大型翻译计划。在此之前，虽然我们总是自称德国体系的继受者，但关于德国法的知识，大多辗转自年代久远的民国作品以及台湾日本的二手介绍。米教授的翻译计划使得中国学者与学生能够直接阅读德国第一流文献，其影响之深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梅迪库斯民总是这套翻译计划里出版的第一部民法教科书，也是我阅读体验最深的一部民法书。2000年出版，我正读博士，第一时间买来，停止其他一切阅读，每天十几个小时从早读到晚，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最后还剩十几页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宿舍突然停电，我挪到窗户边上，就着最后一点夕照逐字读完。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兴奋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仿佛刚从一座宝山满载而归。以后当然也还读到很多民法好书，也不乏理论精深识见非凡的论著，但那种想要仰天长啸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拉伦茨大概是德国当代法学家对汉语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位，学生王泽鉴是“华人民法第一人”，民总教科书和《法学方法论》有中译本，去年（2018年），教授资格论文《法律行为解释之方法——兼论意思表示理论》也被翻译过来。当然，在德国，拉伦茨也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具影响的法学家之一。

豆瓣评分 9.8 的民法教科书，如何写就